5顆星
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浦洛基（S. M. Plokhy）於二○○九年所著的《雅爾達：改變世界命運的八日祕會》（Yalta: the Price of Peace，以下簡稱「本書」），已經由國內翻譯名家林添貴先生迻譯出版。本書是西方學術界裡，第一部評估雅爾達會議的前因後果、各方決策所做出的研究專著。它參考了前蘇聯最新解密的檔案資料，參酌當事人的回憶記錄，並且對之前縈繞雅爾達會議的諸多迷思，都有精闢的澄清和解釋。
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，本書裡沒有明說的，比清楚闡釋的段落還要耐人尋味：英、美領導人對於遠東局勢的忽略，從而使蘇聯乘勢攫取利益，更值得我們深思、討論。本書論證，雅爾達會議實際上是一場聚焦戰後歐洲版圖重新分配的戰時會議。在和手握王牌、占盡優勢的紅色專制獨裁者斡旋之時，英美領導人已經使盡全力。從這種角度來看，中國問題只是輕輕帶過，在全會當中獲得討論的次數，完全不成比例。正如本書第十四章的章名「遠東閃擊戰」所示，根本就不是與會者的主要考量。或許，國府主席蔣中正在首次獲報英、美、蘇三強於黑海祕會的當下，在日記裡寫下的感覺：「在（雅爾達）宣言中，對於遠東問題竟未有所說明，頗令人疑懼。」（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）頗能作為本書對於遠東問題所得出新看法的註腳：不是出賣，而是忽略。
在本書面世前，對於雅爾達會議，一般認為是一場「出賣中國利益」的祕會。羅斯福就任第四任總統，健康明顯轉劣，史達林抓住他急於想要使蘇聯在遠東地區對日作戰的心態，遂逼使羅同意蘇聯以進軍中國東北，取得旅順、大連港使用權的條件。雅爾達會議就成了一場中國缺席下的主權拍賣會。這種觀點其實在會議結束後不久，就在中國產生。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，收到駐外使節匯報英美蘇三國祕會情資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，在日記中記下「『雅爾達』果已賣華乎？惟如此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。果爾，則此次抗倭戰爭之理想，恐成夢幻矣！」
蔣氏為何有此一說？乃是因為中國八年抗戰，就是要光復東北和台灣失土。而美國為了使蘇聯盡早參戰，減少自身傷亡，竟然拿東北作為交換條件。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說，這就種下了日後蘇聯在東北扶植中共，進而在國共內戰裡席捲全中國的禍根。而更為可慮的，是美國國務院裡，有一群蘇聯間諜暗中傳遞訊息，混淆總統的判斷。羅斯福總統於會議結束後不及兩月就告猝逝，雅爾達會議的方向遂無法「導正」，最後使中國淪入「鐵幕」。在一九五○年代，美國麥卡錫主義（McCarthyism）白色恐怖盛行時期，美國右翼政客也持此看法，聲稱民主黨政府是「失去中國」的禍首。
本書卻以精密詳盡的資料排比，得出了與上面這些看法大相逕異的結論。首先，羅斯福雖然油盡燈枯，但是卻難以論證說，要是美國由一位精力充沛的代表出席會議，就能夠阻止蘇聯的狼子野心。相反的，羅斯福以他高超的斡旋技巧，還有在邱吉爾、史達林之間所特具有的主持人地位，讓美國能在對德國賠償、戰後國際組織、對日作戰等議題上，大致上都能獲得成果。羅斯福死後，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再也沒有羅氏這樣「帝制總統」（頁五一七）的地位與能力，反而促使了冷戰格局的定型。
其次，作者指出，蘇聯布建在美、英的間諜，並不是雅爾達會議的關鍵因素。美國雅爾達會議代表團成員、國務院官員希斯（Alger Hiss）現在幾乎已經被證實就是蘇聯間諜，但是在會議期間，他卻不是蘇聯情報當局獲得美方立場情資的主線。事實上，在各項問題上，英、美幾乎都處在相對不利的境地：蘇聯紅軍兵鋒直指柏林的同時，聯軍還在西線苦戰；甚至連會議的地點雅爾達，蘇方也具有「主場優勢」。儘管美方已在下榻的利瓦迪亞宮努力「除蟲」，史達林還是對美、英領導人的情緒、立場瞭若指掌（這一點，中文版的封面的紅色背景，比起英文原書的淺綠色調，來得更有象徵意義）。在此情況下，邱吉爾在希臘、波蘭問題上取得的成果，以及羅斯福在聯合國席次問題上的折衝樽俎，即使從英、美兩國本身的利益來看，也屬難能可貴。
